【新闻速递】通讯社 庞可扬 洛杉矶报道
家庭与非正式照护在加州医疗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每天为数百万名年长者与残障人士提供支持。
然而，许多全心投入照护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照护者”。因此，他们往往错失原本能够帮助他们的重要资讯、服务与资源。
加州老龄化部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Aging）与美国社区媒体（ACoM）于 11 月 19 日举办新闻简报会，旨在弥补资讯落差，并探讨“照护”这一更广泛的概念与经验。
加州老龄化部门主任 Susan DeMarois，介绍，加州有约 700 万家庭照护者，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是“照护者”，但实际上承担着开车就医、取药、送餐以及日常甚至高度私密的照护工作。她分享了自己照顾父母的亲身经历，强调照护过程常伴随身体、情绪、经济与社交压力，许多资源匮乏的社区更容易面临信息隔绝。因此，她呼吁媒体帮助传播准确资讯，让照护者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并有途径获得支持。
DeMarois 指出，加州已有 50 多年的老龄服务网络，包括覆盖 58 个郡的地方老龄机构（AAA）以及运行 40 年的照护资源中心（CRC），共同提供照护者服务。州长纽森推出的《加州老龄总体规划》将“有效照护”列为五大重点目标之一。DeMarois 强调，加州长期以来认识到无偿家庭照护提供了约 65% 的长期照护，因此政府正在推动提高认知、改善可及性，确保全州照护者都能获得必要的支持与资源。
简报会上，家庭照护者 Dan Salinger 分享了他长达十年的照护经历。Dan 现年全职照顾 93 岁的父亲，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照护者之路。他描述，父亲在仍独立生活时开始逐渐出现认知变化：迷路、误认熟悉的房间、携带大量现金办理错误金融操作等。随着症状恶化，家人不得不每天陪伴并最终接父亲搬入自己家中。
近两年，父亲摔倒并髋部骨折后完全失去独立活动能力，日常起居都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人工照护，Dan 的生活也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他坦言，照护带来经济与心理的巨大压力——包括放弃休闲生活、难以外出、财务支出增加。然而，他也强调，这段经历是一种转变，让他成为“更有同理心、更懂得珍惜的人”。他呼吁更多外界理解：在正式认识“照护者”身份之前，照护工作事实上常常已经长期存在。
另一位照护者 Alma Valencia 则讲述了她照顾患有额颞叶痴呆（FTD）的母亲的经历。她的母亲最初独居，早期症状被误认为是抑郁、更年期或生活压力，包括行为异常、账单积压、与陌生人往来、情绪波动等。经过多次求医，直到多年后才获得痴呆确诊，而在此期间，Alma 已经承担起管理账务、陪同就医、处理法律和财务授权（POA）的任务。
随着病情加重，母亲在疫情期间正式与她共同居住，Alma 被迫离开时尚行业的全职工作，转为依靠加州 IHSS（居家支持服务）项目的补助维持生活。她表示，大多数家庭在承担照护责任时都是“先做，再慢慢摸索制度”，缺乏早期指导和可及资源。她呼吁更透明的信息传播，尤其是帮助照护者了解可申请的公共项目与法律支持，“否则，照护会让许多人失去收入、失去正常生活，甚至失去未来。”
USC 家庭照护者支持中心（FCSC）及洛杉矶照护者资源中心（LACRC）主任Donna Benton 博士当天指出，回顾美国的照护传统：家庭永远是照护的主体。这件事一直是非正式的，也一直是在家里进行。
她指出，随着人口寿命延长、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多数照护者仍在工作，加州家庭照护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照护多为短期、急性护理，如今照护时间往往持续10年以上，涉及复杂的用药管理、疼痛控制、注射、更换针具等“原本属于医院的专业操作”。照护者一方面要平衡工作、育儿和长期照护压力，另一方面还需面对复杂的医保规定与系统性支付障碍。
虽然照护已经变得更专业，但家庭没有配备足够培训、资金或情绪支持。因此她特别介绍了遍布加州的 11 家照护资源中心（CRCs），这些中心通过咨询、技能培训、支持小组、心理辅导、照护计划评估以及喘息服务等方式，为照护者提供持续且个性化的协助。
Benton 表示，照护是一段需要学习、需要支持、也需要情绪关怀的旅程，“没有人应该独自承担”。她呼吁媒体、政府与社区机构共同扩大传播，让照护者不仅获得实际服务，也能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与被陪伴。
索诺玛郡成人与老龄服务处主任、加州区域老龄机构协会成员Paul Dunaway介绍说，加州的地方老龄机构（AAA）构成了全州照护支持体系的重要基础网络，覆盖 58 个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信息、转介、服务连接和咨询。他指出，照护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资源不足，而是“看不见、找不到、来得太晚”。许多人在照护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健康与家庭生活时，才开始寻求帮助，主因是照护者往往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求助，或不知道自己属于“照护者”。
Dunaway 强调，照护服务亟需主动外展，特别是让资源进入媒体触达不到的群体，包括偏远地区、弱势社区、非英语家庭和移民家庭。他呼吁医疗机构、社区组织和记者在第一时间向照护者传递明确可行的信息，让支援“能早点到、近一点到、看得见、拿得到”。他认为，提高认知与可及性，是减轻照护者情绪压力、避免照护危机、并提升长期照护成果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