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速递】通讯社 洛杉矶报道
随着大规模驱逐出境行动不断扩大，美国社会对于监控技术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影响正引发越来越多关注。围绕这一议题，美国社区媒体（American Community Media）2月27日联合 San Francisco Local Media Coalition，在科技之都旧金山举行简报会，专家、政策研究人员及科技行业从业者共同探讨数据监控、人工智能与移民执法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其可能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
美国社区媒体新任执行主任 Jaya Padmanabhan 主持了当天的会议，她介绍，2025年7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其原本 100亿美元的基础预算之上，又获得了 75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这使得 ICE 成为美国资金最充足的执法机构。随后，它展开了一系列惊人的扩张行动。包括向 Palantir 等多家科技公司授予了重大合同，从而能够轻松获取海量数据资源。此次会议要讨论的是，这意味着什么——对于移民社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公民自由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试图报道这一问题的记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政策分析师 Ariel G Ruiz Soto 表示，近年来美国移民执法体系正迅速向高度数字化和监控化发展。虽然技术早已被用于移民执法，但当前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跨部门数据系统，使不同政府机构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原本用于反恐的技术平台正在被转用于移民执法，通过打破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让执法机构能够从税务、医疗、社会福利、车管局记录以及商业数据经纪商等渠道获取信息，从而扩大对移民群体的识别、定位和执法范围。同时，政府还与科技公司合作，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社交媒体数据抓取以及街头监控技术，例如车牌识别系统和人脸识别工具等，对个人活动进行更广泛的追踪和分析。
Ruiz Soto指出，尽管这些技术大幅增加了政府获取数据的能力，但更多数据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有效的执法。过去一年中，移民逮捕数量虽然明显增加，但驱逐出境人数并未同步上升，甚至尚未超过上一届政府时期的水平。此外，大规模数据系统也带来误判和错误执法的风险，例如执法人员根据错误信息寻找目标人员，最终找到错误的地址或对象。与此同时，随着部分移民合法身份被撤销，预计未来执法重点将更多集中在这些失去合法身份的人群上。
他还警告说，这种不断扩张的监控体系不仅影响移民社区，也可能对更广泛的社会产生影响。政府正在考虑收集更多生物识别信息，包括面部图像、虹膜扫描、指纹、掌纹、声纹甚至DNA数据，并可能同时记录申请者的美国公民亲属信息。Ruiz Soto认为，随着国土安全部持续扩大数据收集和技术应用规模，美国社会亟需建立更明确的法律框架、透明机制和民主监督，以确保这些技术的使用尊重个人隐私与公民自由。
长期关注科技对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的影响的记者兼作家 Jacob Ward 表示，他最早在担任《Popular Science》总编辑期间开始关注技术监控问题。当时他注意到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资助的一项名为“Janice”的项目，试图通过分析照片中的环境细节来确定照片的拍摄地点，并结合面部识别技术追踪人群中的个人。Ward指出，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不断上传照片、分享生活点滴，这些原本用于社交的内容实际上为人工智能和监控技术提供了海量训练数据，使政府和企业能够建立前所未有的数据分析与追踪能力。
Ward表示，技术公司和执法机构正利用这些数据开发越来越强大的识别和监控系统，例如可以通过面部识别将一张照片与网络上所有公开照片进行比对，从而迅速识别个人身份。他提到，包括一些人工智能公司在内的科技企业虽然提出了少数“红线”，例如不参与对美国人的大规模监控或不开发完全自动化的致命攻击系统，但这些限制范围十分有限。在他看来，美国目前缺乏明确的联邦数据隐私和透明度法律，许多技术应用实际上主要依赖企业自身的道德判断，而不是法律监管。
他还指出，监控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监管机制，例如一些系统已经能够通过激光远距离识别个人的心跳特征，或者利用家庭Wi-Fi信号推算人在室内的位置，甚至通过摄像头与算法读取口罩遮挡下的唇语。随着这些技术的准确度不断提高，执法机构可能越来越依赖这些工具进行调查和执法。在缺乏透明度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Ward警告说，这种趋势可能在未来逐步侵蚀公民隐私权与公民自由。
人工智能行业讲述者 Juan Sebastián Pinto、前 Palantir 员工 Juan Sebastián Pinto 表示，他在公司工作期间负责向五角大楼和商业客户解释其数据系统如何运作。这段经历让他逐渐意识到科技公司在推广人工智能和监控技术时所构建的叙事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指出，许多工程师只专注于技术开发本身，而缺乏从社会、人文和政治角度审视技术影响的视野。与此同时，一些科技公司通过宣传这些系统“不可避免且必要”，为当今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的AI生态争取持续投资和政策支持。然而，一旦这些平台被政府机构采用，它们就会变得高度依赖并难以摆脱，使执法机构、警察部门甚至军方能够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他还批评一些科技企业以“只是执行命令”为由推卸道德责任，将伦理问题完全交给政府决策。
Pinto进一步指出，公众对 Palantir 的运作存在很多误解。很多人以为公司直接收集和保存数据，但实际上它更多是为政府客户整合和分析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训练AI模型，即使数据本身被匿名化或不被长期保存，训练出来的模型仍可用于军事或商业用途。他强调，这些系统最初源自军事目标识别技术，如 Project Maven 等项目，因此具有明显的军事背景，如构建社会关系图谱和目标锁定机制。如今类似技术正被用于国内执法、移民执法甚至监控抗议活动，可能导致对个人信息的追踪和对宪法第四修正案权利的侵犯。他还警告称，随着 Anthropic、OpenAI 和 Google 等AI公司通过与 Palantir 合作进入政府合同和机密网络，人工智能在情报、数据分析和信息战等领域的应用正在迅速扩展，而这些用途往往远超公众所理解的“自主武器系统”范畴。
East Bay Sanctuary Covenant 的特别项目协调员Rebecca Gerny介绍，该组织成立已有43年，专为湾区低收入移民提供法律与社会服务，并积极推动地方政策倡议。她介绍说，组织近期与伯克利市议会合作，推动通过强化庇护城市保护的相关条例，并参与市长设立的庇护城市工作小组，为移民社区发声。在当前联邦移民执法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城市被视为保护移民权益的重要前线。
Gerny指出，随着城市考虑引入更多监控技术，移民社区面临新的隐私和安全担忧。例如伯克利已经部署数十个车牌识别摄像头，并曾被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查询数据，而城市还计划讨论包括警用无人机和与居民家庭摄像头系统整合等新的监控措施，其中部分技术由 Flock Safety 提供。她认为，一旦这些数据被收集，就难以完全阻止联邦执法机构获取，因此监控技术可能削弱庇护城市对移民的保护。尽管一些城市仍在推进相关项目，但也有地方在社区压力下暂停或终止合作，她强调持续的公众教育和社区动员仍然是应对监控扩张的重要方式。
前旧金山市议会督察 Aaron Peskin 介绍说，他推动的监控治理立法源于对技术透明度与公民权利平衡的关注。2019年，他主导通过了全美较早一批针对城市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禁令，禁止市政府部门采购或使用带有面部识别功能的系统。该立法以10比1的投票结果通过，要求所有市政部门在部署任何监控技术前必须公开制定使用政策，明确数据保存期限、访问权限和数据共享范围，并接受公众审议。他强调，这项机制不仅适用于执法部门，也覆盖图书馆、水务、交通等所有政府部门，因为监控技术已经渗透到公共管理的各个角落。尽管后来部分政策因市长推动的选举提案而被削弱，但围绕监控使用的公开讨论和制度审查机制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Peskin指出，地方政府在面对技术扩张时拥有关键的政策空间。虽然他的法案在通过后经历了调整，但市议会在审查100多项监控技术申请的过程中，从未直接否决所有申请，而是通过公开辩论提升政策透明度，并推动改进使用规范。例如在机场监控数据共享问题上，原本数据仅共享给执法机构和检察官办公室，后来经过讨论被扩展至公共辩护律师，以确保公平使用。他还以针对 RealPage 的立法为例，说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监管手段回应技术公司利用算法进行市场操控的行为。尽管这类地方性法规可能面临联邦层面的预先排除（preemption）挑战，但他认为只要地方持续推进立法创新，就能推动更广泛的政策讨论，并在透明治理与公共安全之间找到更平衡的路径。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高级律师 Jake Snow 强调，ACLU 通过诉讼与政策倡导双轨并行推动反监控工作。他指出，地方立法（如市政监控条例）与州级法律相结合，是约束监控技术滥用的重要工具。ACLU 曾推动禁止警方在执法摄像设备上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并通过法律行动监督政府遵守隐私与数据保护规定。同时，他们对多个城市部署大规模车牌识别系统、长期保存行车轨迹数据的做法提起诉讼，揭示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追踪个人生活轨迹与敏感活动。他强调，尽管法律已有明确限制，但现实中仍存在违规共享数据给联邦执法机构的情况，显示监管执行仍面临挑战。
他进一步指出，监控数据一旦被收集，就难以局限于本地使用，而可能被广泛共享甚至滥用。在当前执法权力扩张和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主张真正的保护方式是“减少数据收集本身”。地方政府需要在制定和执行监控政策时保持透明，并确保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否则所谓的技术“安全保障”往往无法真正阻止数据被用于违背社区意愿的目的。
旧金山的政治与调查记者 Tim Redmond 从记者视角指出，当下关于监控与公共安全的核心争论在于技术扩张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他以“全街区设置金属探测器”的类比说明，虽然极端监控措施可能查获更多违法行为，但也会严重侵蚀公众的自由与安全感。如今手机定位数据、车牌识别系统以及商业数据被叠加使用，使政府或机构能够拼接出个人完整的生活轨迹，而这些数据往往来自私营数据公司，进一步模糊了公共权力与商业平台之间的界限。
他同时聚焦旧金山本地的监控治理与制度监督问题，强调地方政府在监管监控技术时需要透明与问责机制。像“实时调查中心”这样的机构运行在私人企业支持的空间与技术基础之上，却缺乏充分的公众监督渠道，公众往往难以了解数据如何收集、存储与共享。他主张在立法中保留“私人诉讼权”等监督工具，以便在政府或执法部门违规时由社会力量提起诉讼进行纠正。同时，他提醒人们关注地方立法可能被削弱的风险，并警惕私营数据公司在监控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工程师 Deepak Puri 最后介绍其非营利组织开发的一个隐私保护型紧急信息系统，强调在不收集手机号或个人身份数据的情况下向特定社区发送紧急警报。他警告公众在下载应用程序时要注意隐私风险，并指出依赖单一平台传播信息的脆弱性——如果平台所有者决定限制内容传播，信息可能被屏蔽。因此，他建议建立去中心化、可自主控制的传播渠道，以保障信息安全与表达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