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速递】通讯社 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各侨民社区在关于外交政策、民主、制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辩论中，扮演着越来越显著的角色。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和华裔美国人社区等，正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不仅关注其原籍国的发展，也关注美国国内政治。
American Community Media 本月20日举行简报，探讨侨民社区如何影响华盛顿的政策辩论，全球紧张局势如何影响美国的移民社区，以及侨民内部的分歧如何塑造公共话语。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 Eduardo Gamarra 介绍了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在美国政治中的演变。他指出，大部分古巴裔美国人是在古巴革命后移民美国的，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在美国政治中产生显著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逐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当时，共和党抓住机会，通过选民登记和公民身份申请等方式，成功地与古巴裔群体建立联系。这种政治倾向长期持续，使得古巴裔社区在社会议题上逐渐向进步立场靠拢，如支持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奥巴马医保。然而，这些群体仍普遍投票支持共和党和唐纳德·特朗普，形成了政治行为上的明显矛盾。此外，尽管古巴裔是美国宽松移民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如《古巴调整法》保障他们快速获得绿卡），他们却支持更严格的移民政策，这种反差反映了复杂的政治身份与历史经验交织的局面。
在谈到委内瑞拉裔美国人时，Gamarra指出，最初大部分委内瑞拉移民倾向支持民主党，但自2016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承诺通过“最大压力政策”推翻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一群体开始显著向共和党靠拢。近年来，由于大规模新移民的到来（尤其是TPS身份持有者）和家庭成员面临遣返，社区内部出现分裂：老一代公民仍支持特朗普，而新移民或有亲属受政策影响的公民则对社会福利和移民政策感到担忧。同时，针对马杜罗政权的外交政策和美国与委内瑞拉的能源谈判也让社区内部对干预和现实政策效果存在混乱和不确定感。这些情况显示，无论是古巴裔还是委内瑞拉裔，美国侨民社区在政治选择上呈现出历史遗产、现实利益与跨国情感交织的复杂格局。
William O. Beeman，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William O. Beeman 分析了伊朗裔美国侨民在美国政治中的动态，并将其根源追溯到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革命期间，三个主要派别——世俗民族主义者、宗教派（以霍梅尼为首）以及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曾竞争掌控政权。最终，宗教派通过美国人质危机巩固了政权，其余两派流亡海外，其中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欧洲和阿尔巴尼亚活动，而世俗民族主义者（包括亲沙阿的王室支持者）主要移民美国，尤其集中在加利福尼亚。他指出，这两个群体都反对现行伊朗宗教政权，并大多支持共和党及特朗普，因为他们认为共和党可能会推翻现政权。这些侨民虽身处海外，但仍保持对波斯文化的深厚认同，通过语言课程、文化活动和定期回访维系与祖国的紧密联系。
Beeman进一步指出，伊朗裔社区内部存在世代和政治上的分裂。例如，王室支持者及其后代（Alazad群体）希望沙阿的儿子雷扎·帕拉维回国掌权，尽管他在伊朗国内几乎没有民众支持，但他们在美国及欧洲积极组织示威并寻求政治盟友，包括共和党和部分美国犹太社区。此外，侨民社区普遍存在对卡特政府“支持霍梅尼政权”的认知，即使这一说法缺乏实际证据，也被广泛视为事实。Beeman强调，这种历史记忆和对伊朗现政权的不满，推动了伊朗裔侨民在美国政治中倾向支持共和党，同时也反映出侨民群体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与复杂的政治诉求。
记者及亚裔美国人民权活动家 Helen Zia 则表示，亚裔美国人及更广泛的亚洲侨民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和美国政治环境中被边缘化和利用。从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劳工在古巴及美国的迁徙，到20世纪的移民排斥法案（如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870年代的佩奇法案），亚太裔社区长期被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权，甚至无法在法庭作证或购置财产。尽管经历排斥和歧视，他们通过法律代理、白人盟友和法庭斗争逐步争取权利，如1898年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确立了出生公民权。Zia 强调，这段历史体现了侨民群体长期被用作“棋子”，服务于美国的外交、军事或经济利益。
Zia 进一步指出，当前环境下，亚太裔社区仍面临类似压力与风险。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和“潜在间谍”的指控，使亚裔美国人容易成为政治争议和仇外情绪的目标，尤其在COVID-19疫情及反亚裔仇恨事件中尤为明显。
她提醒，媒体和舆论长期塑造敌人形象，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也会加剧公众对亚裔的偏见和暴力倾向。Zia 强调，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表明，亚洲裔社区在美国始终可能被用作分化或煽动暴力的工具，无论是针对国际事务还是国内社会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