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讯 毛毛编译
4月1日【洛杉矶时报】发表大幅报道，称南加州近年来犯罪率上升，但警方逮捕率却大降，个中原因，说法不一。其实真正原因，相信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越来越自由，但是越来越不安全的社会。
自从2013年以来，洛杉矶居民注意到街道上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洛杉矶警察局的逮捕数量逐年大幅下降：从2010年到2015年，洛杉矶警方的重罪逮捕人数下降了29％，轻罪逮捕人数下降了32％。警方减少逮捕的原因目前不明，可能与警方人力不足，部署战略调整，公众对警方执法的关注，以及47号提案对毒品和财产犯罪的降级量刑都有关系。
洛杉矶警察局的逮捕数字持续下降，2014年的逮捕数量比2013年同期减少了25％。洛杉矶县警局和圣地亚哥警局在此期间逮捕人数大幅下降。全州数字同样令人震惊，根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数字，2013年以来的警方逮捕数字是五十年以来的最少记录：2015年约有110万人被捕，而2006年则有150万人被捕。
警方减少逮捕的原因目前不明。一些执法人员表示，警力人员减少和部署策略调整均导致逮捕减少。还有人认为，官员当下面对更多的公众监督，公众和上司都对警员的一举一动分外关注，因此他们失去了执法动力。
为帮助减缓加州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2014年11月的47号提案将一些毒品和财产盗窃重罪降级为轻罪，这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许多警务人员表示，如果嫌犯最多在监狱里度过几个月，逮捕是不值得的。
然而自2014年以来，洛杉矶的犯罪率不断增加。洛杉矶市警察局长查理·贝克（Charlie Beck）指出，对最严重罪行的逮捕情况随着这些罪行的数量而增加，而减少的逮捕主要来自麻醉品逮捕。逮捕数据包括重罪和轻罪，从凶杀到妨害治安行为。从2010年到2015年，洛杉矶警方的重罪逮捕人数下降了29％，轻罪逮捕人数下降了32％。衡量警方效率的其他两项标准包括罚单和实地调查，这两项数据也大幅度下降。
助理警长米歇尔·摩尔（Michel Moore）表示，洛杉矶警察局目前还未能出台2016年年终逮捕报告。但是根据包括其他机构在城市范围内逮捕的数字，今年的逮捕数据依然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犯罪模式与逮捕人数下降之间的直接联系很难考证，部分原因是逮捕资料包括不计入犯罪率的轻罪。不过，一些城市官员对此保持怀疑。
代表洛杉矶西区、同时任公共安全委员的洛杉矶市议员迈克·邦宁（Mike Bonin）表示，这些都是戏剧性的数字，绝对需要审查和解释。 他说：“如果犯罪急剧下降，我不会对逮捕问题存疑。但是如果犯罪正在上升，我想看到逮捕行动的发生。“
贝克说，虽然逮捕是警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并不是衡量警务生产力的唯一指数。社区警务也是生产力的重组成要部分，贝克认为社区警务可以减少凶杀。现代警务包括一系列策略，如扑灭犯罪热点以防止犯罪发生，这可能会提高公共安全，但不会产生许多逮捕。
贝克说，对于洛杉矶市警察局来说，现代警务工作还包括与几十年前所采取的不同的哲学思想，在之前“悍马行动”的时代，官员可以在突袭行动期间搜查甚至逮捕数千人。“我们唯一关心的是我们做了多少次逮捕。但我不想让他们（居民）关心，“贝克对他的官员说， “我希望他们关心他们社区的安全程度以及健康状况。”
贝克说，全国对警方的愤慨批评愈演愈烈，从2014年发生的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命案（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Michael Brown于2014年8月被一名弗格森白人警察杀死）到其他高度宣传的执法杀戮事件，这些指责对警察的心态产生了影响，但并没有对警方打击犯罪行为造成不利影响。他说：“我不能否认警察对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非常谨慎，否则我就是在否认人性。但是我看到警力削弱了吗？没有。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事情让我这样想，半点没有。“ 逮捕减少的发生甚至比2014年的迈克尔·布朗执法事件更早，后者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
在大陪审团拒绝对弗格森警员起诉之后，洛杉矶和其他城市的抗议者在街上游行。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有72％的执法人员表示迫于涉嫌黑人和警方的高调事件，他们的同事不太可能拦下并质疑可疑人士。泰晤士报采访的警官和治安官员代表也回应了这一观点。
一个在南洛杉矶工作了十多年的警员（匿名）表示，大家都对警方的执法力度表示质疑，警们因此包袱重重，没有办法开展调查。 “很多同事会回避调查，因为我们被置于各种闪光灯和摄像头之下，可我们不希望它回到我们身上。”
从去年夏天开始，康普顿（Compton）警民之间的氛围日益紧张，当时，警察局副局长安东尼·费德里科（Anthony Federico）要求一辆没有车牌的汽车停下接受问询。费德里科给了礼貌的指示，冷静地告诉司机被要求停车的原因，司机也遵守了。
但是当费德里科回到巡视车时，有人走出家门开始用手机对他拍摄。大约25英尺远的时候，一名Uber司机调过头，也开始拍摄。费德里科说，他拒绝让更多的审查影响他的工作。
费德里科说：“这不会让我困扰，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事，”但其他人则说不可避免的是有些警员会撤退，只承担必要的工作，而不参与可能导致更多逮捕的“积极的警务”。
“不是开玩笑，但是很多人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像消防员一样行事，每天处理电话和必须要做的事情，仅此而已。出警，在路上拦下可疑车辆，询问嫌疑人，这些“额外的”工作，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乔治·霍泰特（George Hofstetter）， 洛杉矶县警察局的前工会主席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
洛杉矶警察工会董事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表示，警员在警察委员会会议上对有争议的示威行为和公众批评他们的同事使用致命武力感到困扰。哈里斯说：“突然之间，你觉得你不能做任何警察工作，因为你所有的机会都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媒体的大爆点。当然，你会变得更谨慎，在你把自己置于媒体镜头之前。”
警方最近的活动下降并不局限于逮捕，官员所写的现场调查与罚单的数量均急剧下降。这些卡片记录了警察和民众之间的一些交互，包括询问，逮捕和罚单，它们有时用来跟踪帮派成员和其他疑似罪犯的活动。2014年下半年，洛杉矶警察局现场执勤纪录的数量几乎每月下降，2014年11月份是近五年来数量最少的一个月。
洛杉矶县警进行的实地调查也急剧下降，自2012年到2016年以来下降了67％。警长吉姆·麦克唐纳（Jim McDonnell）表示，由于预算削减，这一下降可能与消除许多帮派执法队伍有关。但他说，这个趋势非常令人担忧，因为这些现场执勤卡片对于记录潜在嫌疑人的活动是有用的。McDonnell说，认为全国治安辩论对治安部门执法没有影响的观点是“天真的”。不过，他说，他的警员们并没有摆脱潜在危险的局面。
洛杉矶市警员发布的涉及交通违规和其他类型罚单的数量也急剧下降，从2010年的近60万减少到五年后的26.95万人。最大的下降是在2015年，当时警察开出的罚单比前一年减少了15.4万多次。
贝克说，自2014年伊始，警方开始发出书面警告作为罚单替代品。“我们的目标不是开罚单，”贝克说，“目标是管理交通流量，维护街道安全。”警方目前无法给出2016年交通罚单和实地采访的具体数字。
麦克唐纳和洛杉矶市长贾西提（Eric Garcetti）和其他地方官员指责47号提案。针对在洛杉矶市区和警长署的管辖范围内犯罪行为（特别是财产犯罪事件）的增加，该法案于2014年11月5日生效。然而批评者认为，把一些毒品和财产重罪降级为轻罪，让罪犯在监狱中花费的时间减少，将导致他们有机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到2016年为止，洛杉矶的暴力犯罪持续三年增长，比前两年增加了38％。财产犯罪连续第二年跃升，汽车盗窃的两位数增长带动了其中4％的涨幅。尽管如此，这个城市依然比十年前要安全得多，十年前的抢劫比例高出40%，凶杀案480起，相比起2016年的294起。
47号提案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用来监禁低级别的犯罪者并为这批人提供治疗方案。支持者称没有证据将47号提案的立法与犯罪增加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司法官员，包括检察官和法官，都需要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
但是，这一措施几乎肯定有助于重罪逮捕数量的下降，因为一些毒品和财产犯罪已经不再是重罪了。此外，一些警察和警长更不愿意对47号提案下定为轻罪的嫌疑人进行逮捕，因为花几个小时给他们戴上手铐完成记录之后，他们不久就会出狱。对警方来说，这得不偿失。
在2015年，立法生效后的第一整年，洛杉矶警方的麻醉品逮捕量比上年减少了少37％。 洛杉矶治安官的麻醉品逮捕在同一时期下降了28％。贝克说，在携带可卡因，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药物被量刑为轻罪之后，重罪被捕数量锐减是绝对可预测的。
洛杉矶警察局联盟主任哈里斯表示，47号提案的生效和警方人力不足的现状已经改变了警察执法的方式，他们在决定是否接触嫌疑人时会更为谨慎。哈里斯说，“你会去逮捕一个你知道只是轻罪的人？你知道你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那家伙很快就会再次回来了。”
但是一些官员和社会人活动分子认为，逮捕总数的减少不一定是坏事。当地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领导人，Cal State L.A的泛非研究部门的领导人Melina Abdullah认为，如果官员们在执法时三思而行，就可以避免使用武力的情况。Abdullah说：“如果警方对于可能引起争议和抗议活动的逮捕行为更加谨慎，那么这就是胜利。我们希望他们开始审视自己。”
南洛杉矶区洛杉矶市议员马尔切斯·哈里斯·道森（Harris-Dawson）表示，他并没有对逮捕数字的减退感到震惊，因为这些数字并不是总能反映年度犯罪模式。
哈里斯·道森（Harris-Dawson）说，一些洛杉矶警察局的最关键的工作，例如警民关系共建工程，可能不会被统计数字所反映。道森提到在他管辖区域的某些地方，“在3到8小时之间，一名警察停下来和一群4至5岁的孩子交谈可能比开10次罚单更有价值。”
洛杉矶市议会主席Herb Wesson表示，数字的变化可能表明警方正在尝试不同的执法方式，也可能表明城市需要更多的警察在某些时间工作。他进一步表示：“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对我而言这才是关键问题。我们已经拿到所有的统计数据，现在要做的就是逐一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