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讯
2017年 6 月 27 日，在参议院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领导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举行了关于“《外国情报监听法修正案》(FISA)：重新授予国家安全机构权限并保护隐私和公民自由”的公开听证会。
[百人会]根据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和角度对听证会敬呈以下观点。基于本文所提供的事实和观察，[百人会]呼吁参议院立法委员会，如若重新授权《FISA修正案》，为该法案设立新的终止期限，并明确改善该法案的条款、透明度、监督和问责制。
1. 亚裔美国人的经历
在美华裔长期以来被贴上了典型“永久外国人”的标签，不但被视为引起恐慌和怀疑的对象，还遭受了各界或明或暗的歧视与偏见。1882年《排华法案》不仅针对了中国人，还针对了所有的亚裔群体。二战时期， 12万日裔美国人在[9066号行政命令]和人口普查局的秘密帮助下被拘禁。35年前，由于日本经济崛起带来的反日高涨情绪，华裔美国人陈果仁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而遭杀害;911事件后，印裔美国人 Balbir Singh Sodhi是首个被误认为是阿拉伯人而遭杀害的牺牲者。这两个受害人均死于对外国人的宗族恐惧以及被误认了身份。华裔美国核物理科学家李文和博士被误认为是中国间谍而遭起诉。2000年9月，首席法官在庭审中对这起误判进行了道歉。
近年来，一批已加入美国籍的华裔科学家在私企(例如在礼来制药公司就职的曹国庆和李书玉)、联邦政府(例如在国家气象局工作的陈霞芬)和学术界(例如在天普大学工作的郗小星)均被控告为中国间谍。尽管这些案子最终被美国政府撤诉，但对这些华裔美国科学家们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法律支出、精神伤害和名誉损失。
随着这种针对及剖析华裔美国人的模式的出现，国会代表、美国民权委员会、传统和社交媒体、社区和专业组织以及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相关人士均敦促政府给出解释并启动独立调查。尽管有这些报道和各界关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过去两年内均未做出任何努力。
陈霞芬在摆脱所有的犯罪指控后仍被原单位开除，她已向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提出上诉，但结果仍在等待中。郗小星教授回到了天普大学继续工作，他和他的家庭对被侵犯《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权利提起了诉讼，FISA的监视和联邦调查局探员滥用职权被认定为他和他家庭备受煎熬的主要因素。逐渐增多的证据表明郗教授这种由于《FISA 修正案》的滥用而被针对并忍受痛苦和煎熬的华裔美国人并不是个案。
2. 不要让《FISA 第七章》成为永久法律
2017年6月6日，1297号参议院法案决定把《FISA 第七章》作为永久法律，6月27日的听证会也作为部分立法程序。
[百人会]坚信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当把一项临时法案变为永久法律时，只有例行公事的程 序，而缺乏更加深入的讨论，这个决定显得太过草率和危险。1882年《排华法案》设立的期限是10年，到1892年被延期十年，而到1902年则变成了永久法律，直到1943年才被撤销。由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亚裔美国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到排华法案的讨论中。这项针对某一个特定种族和原国籍的法律，在一个标榜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竟然实施了60年之久。
鲜有美国人知晓《FISA 修正案》的秘密行动。爱德华·斯诺登 2013 年的信息曝光逐渐披露出大量细节，足以令人不安和担忧，因为他们展示了一个政府如何秘密操纵其权力，威胁到无辜的、守法的美国公民的 权利，并对其造成严重损害。尽管现在公众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但对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和视角的讨论目前仍显匮乏。
在最近一份已经解密，长达99页的关于FISA法庭的目标锁定和微化程序的报告中，美国情报机构被发现 在过去的5年里依然存在着“违规”的问题，也就是大众所说的“非法监控”。就在2016年10月，FISA 法庭 曾严厉批评政府报告制度性的隐瞒不报，称其为“严重侵犯《第四修正案》”。该法庭自1978年FISA法案 颁布以来曾经批准过99.5%以上的政府提案，但该法庭现在也发表了强烈的批评言论。
鉴于人们对这一高密方案的日益担忧和有限认识，[百人会]敦促参议院立法委员会为第七章设立一个终止期限。
3. 亚裔美国人对FISA改革的看法
自2008年以来，FISA条文第702节被视为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手段。
目前已知，没有任何华人参与了911或其它恐怖主义袭击活动;但无辜的、守法的华裔美国人却在国家安 全和反对经济间谍的名义下，遭到美国政府的错误调查和起诉，且未对受害者负责或提供任何援助。
由于其保密性且缺乏透明度，《FISA 修正案》已经造成的实际负面影响难以被量化，导致无数像郗小星教 授一样的亚裔美国人都生活在极度恐惧和怀疑之中，担忧自己受到持续的监控，并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连带损害的受害人、方便的替罪羊、或种族定式化的目标。
[百人会]近期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自2008年FISA修订以来，基于《经济间谍法》(EEA) 起诉的华裔美 国人被告人数增加了两倍。另一方面，与具有西方名字的被告相比，依据 EEA 被指控的具有亚洲名字的被 告中，被证明未犯有间谍罪或类似严重罪行的人数多达前者的两倍。
目前已知FISA监控曾应用在上述一些案例中，包括郗小星教授的案例。但相关的基本信息数据却从未公布， 比如究竟有多少亚裔美国人卷入“偶然”的信息收集或被情报机构监控，或被执法机构正式调查。
在 6月27日立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问了一组情报官员: “我有权知晓吗?如果我的通讯信息被收集，我是否有权知晓?”[百人会]认为，每个美国公民都应该有权问出同样的问题并获得答案。
如果民众没有可靠的信息资源来参与美国民主体制的共存，有效的国会及司法监督也就不可能存在。
2013 年斯诺登事件曝光后，美国国家安全局根据《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 开始发布年度统计透明度报告。然而，这些报告并没有实质性内容来证明公民隐私和自由受到保护。
2015年年底，FISA法庭根据《美国自由法案》权限规定，任命了五名法庭之友。这些法庭之友都极具资 质，但他们不是公共利益倡导者——他们与公众联系甚微，也没有公布他们选择支持什么议题。截今为止， 关于这种可能会破坏无辜人民生活的、高度隐秘且后果严重的监控行动，公众参与的讨论或辩论仍然极度缺乏。
近年来，新的立法规定的推出、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起诉案例的增多，都有助于公众了解 FISA 法庭解密 法案的结案意见。2013年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对公众压力开始作出回应，并对其执行任务中的错误行为加以纠正。但是， 在缺乏真正独立、公平监督和问责机制的现状下，这些自我整顿的行为鲜有实效。
FISA 法庭一方面批评政府报告“有违《第四修正案》”，另一方面却允许情报机构的秘密监控行动在近五 年中进一步扩大，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导致了公众对司法监督程序之公平及其有效性丧失信心。
此外，未经授权且不受限制的高端科技系统也可能造成惊人的权力滥用。如果不对这些科技系统的透明度 提出基本要求和进行监督管理，失误和成见就可能被嵌入算术公式，使逻辑和规则编入计算机应用程序， 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不成熟的科学产品以及不可靠的分析数据被大规模地应用于情报监控，其隐 患将增加公众对政府超越法定权限、使守法者无辜被指控而产生更深的担忧。
情报机构对他们如何依据《FISA 第七章》的条文制定监控决策和行动方案，至今依然密不透风。没有他们 的公开披露，国会、立法院以及美国公众都不具备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法律的意义及其精神是否真正地得到 遵循。
许多学术、民权和媒体组织一直公开呼吁并努力从事可行性全面调查，为《FISA 第七章》的修改之必要性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大学法学院博仁楠(Brennan)司法中心在今年6月27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供了强有力的证词，并呼吁情报机构缩小情报收集范围，对“意外”卷入信 息收集的美国公民施予保护，并且提高情报机构本身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但是，我们依然发现博仁楠司法 中心的证词中缺乏反映亚裔美国人视角和经历的佐证。
《FISA 修正案》对联邦官员及其雇员因滥用权力进行监控或收集私人信息而被定罪做出了具体的刑事制裁条款。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政府人员不遵守规定或非法监控的报道，但是没有公开资料显示他们是否真地受到了刑事制裁。更为重要的是，至今为至，美国依然没有为遭受故意和恶意陷害的受害人及其损失而编纂的法律保护条文。
4. 结语
如果《FISA 修正案》被重新授权，[百人会]呼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设立一个新的终止期限，以确保此法 案今后受到复审，并以改善条款、透明度、监督和问责制等重要改革措施来保护公民隐私和公民自由。这 些改革可以在国家安全基本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完成。
美国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的智慧和参与使她变得越加完美。我们亚裔美国 人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于正在进行的立法程序中就本信的提议给予应有的审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