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总监Jerry Nickelsburg、经济学家余伟雄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与国泰银行最近确立合作关系并合制一系列经济报告，感谢阁下参阅这一系列的首份报告。在此，我们将论述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当前状况与未来经济分析与观点。影响美中关系的原因包含政治、历史与社会因素;而在本系列报告中，我们将聚焦在阐明美中之间的潜在经济环境。
这份报告系列诞生于一个既令人振奋却又动荡的时刻。这是一个川普总统推行「美国优先」，而习近平主席又同时推行「中国梦」的时代。「美国优先」与「中国梦」在某方面相辅相成， 却在其他方面相互抵触。两者最近一次的抵触发生在3月22日，当川普总统宣布将以美国贸易代表署第301节征收关税，以抵制中国目前某些贸易惯例，而中国则在4月1日在美国进口的128个项目上，将关率提高到25%作为回应。川普政权接着对中国至美国的500亿元出口征收关税，专门针对「中国梦」的未来科技发展优先事项，而中国则回应以类似幅度的拟议关税，专门针对「美国优先」议程的优先事项。
我们将在本报告中阐述此贸易紧张局势的经济基础、发生贸易战争的可能性，以及若发生战争将对两大经济体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首先基本列举双方正在进行的事项。接着，我们会介绍最重要的潜在冲突点的经济实况;贸易不平衡、技术转移与其各自对两国经济动机的影响。最后则以关于目前爆发持续贸易战争的可能性观察作为结论。
贸易紧张 经济数据
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两大来源包括:(1)两国之间相对较大的贸易不平衡，以及华盛顿方面认为此现象对美国会造成伤害， 以及(2)中国政策在某些行业中要求合资企业，在某些产业中则要求外国技术转移，以交换进入中国这块辽阔且充满潜在利润的市场。
关于贸易平衡的政治言论皆聚焦在商品贸易，而非商品与服务。商品与服务生产、消费与交易为测量经济活动的常见且正确方法。然而我们将首先列举商品交易的资料，以便与本议题的公开辩论接轨。
图表1显示了美国在2017年的十大商品进口(蓝色)及出口(黄色)贸易伙伴。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总交易额达6,360 亿元，当中进口占5,060亿元，出口占1,300亿元。第二大贸易伙伴则为加拿大，商品进口为5,820亿元，出口则为2,820亿元。接下来则是另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员国墨西哥，总交易额为5,570亿元，进口占3,140亿元，出口则为2,430亿元。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不平衡与其他国家相比，很明显地相对较大。图表2则提供您另一种观看商品贸易不平衡的方式。该图表显示了按国家划分的商品贸易逆差百分比，除以美国2017年商品贸易逆差总额(7,960亿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750亿元，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7%，墨西哥与日本的9%居次，而与德国的逆差则为8%。
上述分析着重在商品贸易，忽略了一个重要贸易领域：服务。 美国主要为服务生产者。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透过服务生产而产出，且其构成美国出口中的重要部分。 例子包括:好莱坞电影发行与征收票房收入的国际版税、来自中国的观光客及在美国学校的中国学生、观光业与教育服务的出口，以及微软与高通公司向国外销售软体与授权智慧财产，以及上述服务的出口。上述例子仅是美国所出口众多服务的其中数项，且美国在此活动中从外国获得收入。
图表3显示了美国首十大贸易伙伴的商品与服务进口总额(蓝色)与出口(黄色)总额。在贸易不平衡方面，中国的3,370亿元的逆差占据第一位，其次是墨西哥的690亿元、德国的680亿元以及日本的560亿元。请注意，若将商品与服务综合计算，则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额则拥有30亿元的顺差。
图表4显示了2017年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占美国商品与服务总贸易逆差(5,720亿元)的比例最高的首十个国家/地区，上述国家拥有最高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百分比。透过此计算方法，则中国占美国总贸易逆差额的59%。
为了提供商品贸易部分的历史性观点，图表5显示了1985年到2017年之间，部分国家与美国GDP间的贸易逆差。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红线)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便稳定增加。
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在80年代时美国与日本之间也曾存在过类似的贸易紧张。为加以比较(图表5)，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1986年达到美国GDP的1.2%的最高峰，尚且低于目前与中国的1.9%。
也有人认为这种目前深受华盛顿当局喜爱的对等贸易逆差计算方式，可能无法真正反映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由于中国进口大量的元件与中间产品，在组装之后转而再次出口至美国。最普遍的例子就是Apple iPhone。估计在一支 iPhone 7的220元成本中，组装成本仅占5元。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组装工作都在中国完成，且所有iPhone的元件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则使用转移价格为220元的已组装iPhone单纯当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而宣称与中国贸易的更大逆差数字，此举是不适当的。但是，由于中国境内拥有349家Apple供应商，因此这个例子中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了。Koopman、Wang与Wei (2012)3估计在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前，中国制造的输出，其国内含量份额约为50%，且目前已上升到接近60%。 尽管如此，将此分析放置在现代世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背景中加以思考，就会显出其重要性。任何特定关税成本的降低，都将取决于该关率实施于供应练中的哪一部分，以及供应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何处运作。
若我们将一个国家中所有商品进口与出口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汇整的话，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2017年对比世界其他国家拥有最高的商品贸易顺差，金额高达4,940亿元，其次才是德国的3,010亿元。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则是全球商品贸易逆差最高的国家，金额为7,530亿元。
